钟记者写的这些都是正常文字，趣味性和考据都有，周王看得津津有味，然后就见其笔锋一转
吊诡的是，刑罚最重，犯者杀头的北宋，赌博之风最为剧烈。宋人赌性之重令人瞠目结舌几乎所有的民生都能与赌博挂边。
例如北宋时期最常见的营销手段叫做“关扑”，卖家标示了商品价格后，买家可以拿一点小钱与卖家对赌。最常见的是“浑纯”或“六纯”——“浑纯”即扔出六枚铜钱全部背面朝上，“六纯”反之。
扔出来浑纯或六纯，赌资留下，商品买家拿走——这是很多穷人进行奢饰品消费的唯一机会，赢得商品的几率大概在一百二十分之一。
这种“关扑”流行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大宋男人被老婆打发到市场上买酱油，结果回家时钱和酱油都没带回家是大概率的事儿。当然，也有极少数本来出去买包咸盐，结果赶了一头猪回家的。
然后文章就问了，为什么赌博就杀头的宋代，老百姓却拿命去赌呢？到最后法不责众，谁也管不了——中国人爱赌博的民风就是从大宋传下来的，历经元代到了国朝后愈演愈烈。
文章写到这里仍有理有据，说理和趣味性兼有，周王看了大长见识。然后老钟再次荡开一笔，写起了禁酒令——
禁酒令几乎与酒同时诞生，咱中国第一道禁酒令是大禹发布的《战国策》记载，“帝女”，即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将仪狄酿的酒进献给禹，大禹品尝后觉得很好喝，并说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于是诏令仪狄不要再酿酒了。
这算是传说，但明文记载的禁酒令是周公旦的手笔《酒诰》是中国第一道禁酒的法令。其后从春秋战国，秦汉一直到元明，禁酒令多次发布，多次形同虚设。元世祖的时候最严厉，跟宋代禁赌一样，“犯者死”——同时也与宋代禁赌一样，元代中国人最爱喝酒，达到了“熏风酷烈”的程度，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凡是能买的起酒的，好些人整天醉醺醺。
周王看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彻底迷糊了——为什么禁酒、禁赌越严厉的时期，人们违反这法令就越嚣张呢？说不通啊！但这些还都是考据出来的事实！
这姓钟的也没卖关子，直接抛出论点解释“赌与酒者，关乎人性，无此二者了无生趣也”——这两样与百姓的生活娱乐和人性心理关系太密切了，只用“禁”字是管不住的。因此禁赌如同“禁酒令”一般，无论多严格的诏令顶多管一阵儿，随之就是禁令松弛，官民齐犯，法不行矣。
那怎么办呢？总不能放任赌风炽烈而不管理吧，这玩意对社会管理影响太大了。作者接着就用无可辩驳的数据引出了解决办法
如《论矛盾》所说，事物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引起质变或走向原来的反面。赛马运动诞生和伴生的赌马就是典型的例子从万历十二年夏末马会开张之后，京师因赌博而发生的犯罪率急剧降低，记者从顺天府拿到数据，最近一个季度此类犯罪发生率降低了四十四个百分点。
这数据太惊人而且太有说服力了！周王看到这儿乐得都找不到北了——我擦，我无意中干了件行善积德、万家生佛的好事儿啊！
文章接着说，赌风甚炽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管理问题，包括丧败人伦、滋生犯罪乃至助推贪污等。但是面对问题不能一禁了之——要禁止也禁止不了，无论你的管制能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赌博和酒一样，都是无法禁绝的。
那如何治理呢，作者强烈建议朝廷要“如同治水，“堵疏”并用，方能移风易俗，扭转国人好赌之风。”
一方面要重申太祖禁令，尤其是严刑峻法管住官员和军人赌博，划出红线，触之从严论罪；另外，朝廷要列出赌具名录，禁止私人开设赌场，严禁民家、娼家藏有赌具，违者论罪等。
“疏”这方面的动作应该有晓谕地方，推广教化，宣传赌博危害为其一；其二就是将王爷们的赛马商社纳入管理——朝廷总的让民间压抑的赌性有一个出口，让骨子里就喜欢投机的人有发泄的地方；其三是包括打麻将在内的“娱乐”活动，只要赌资不超过一定限度的，不在禁止之列。
如此法律、舆论等手段多管齐下，才能控制住赌博恶习在民间的泛滥，逐步扭转民间好赌的歪风。
文章最后还正面宣传了赛马的好处官准赛马可限注限制金额，并抽重税，与财政不无小补；而诸王为了争胜，必然多方搜罗珍奇种马——只要在赛制上设立长途、短途、负重，越野等项目，即可利用民间力量培育出各种改良马，对国防和国计民生大有裨益。
一篇雄文，有理有据，看得周王是心花怒放，连声赞颂种记者大才——遂安伯真是好人啊。
拿出百两黄金为谢之后，几个人在书房又闲坐一会儿，周王和幕僚两人没口子称赞了钟记者能有一炷香时间。最后，周王的幕僚道
“咱们国朝宣宗爷，就爱玩促织。从他老人家之后，上至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