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预计郭松龄反叛应该会在10月到11月左右，那时的郭松龄所部兵精粮足，背靠冯焕章的中央军，侧翼还有李景林所部压阵，自己可以突袭奉天，也可以稳打稳扎，逐步蚕食。
冯焕章还答应会抽调航空队与炮兵助阵，但前提是等他们从南方归建。
刘瑞的想法与冯焕章差不多，所以他把部队调往南方，分批次潜入江西各地，借助现在壮大的四海集团的掩护，他们携带着长枪短炮，各式弹药，有的上山，有的下湖，静静等待着行动号令。
赣北与赣东地区还好，前者与徽商交往密切，部队中有不少人按照族谱往上扒拉三五代，都是从这里出来的，现在还和这里有着亲戚关系。
而后者紧挨着人民党的福州飞地，还是能吃到一点政策福利的，特别是现在福州兴办了大量人力密集型产业。
各种各样的轻纺工业遍地开花，只要你会织布，就来上班，不会也不要紧，一个星期包你学会。
许多赣东地区，诸如建昌府、抚州府等地，出现了大量人口流动，许多税吏发现一整个村子的人全跑了！
但是自己是包税的啊！他们跑了我赚什么钱呀！
而赣南地区则条件差多了，像吉安县，全县超过四分之一的人都是各式各样的匪帮，在小巷子里，到处都是黑吃黑的场景。
跟他们一比，哥谭市真的是民风淳朴了。
到达那里的部队发现，自己第一件事不是去组织农会，建立支部，而是先和当地帮派比划比划，许多混混都吃了军体拳之后才肯老老实实听他们讲话。
但这边的群众基础也忒差了，都形成一条打劫产业链了！你的东西被抢了，进城报官，官就是匪，找地方住下，店家是匪，东西找回来了，还得交赎金，赎金交完了，又踏马被抢了！
不过好在许多农民还是很淳朴的，毕竟这些部队天天背诵三八歌出来的，干起农活来也是一把好手，走起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先将一个个村子拉拢过来。
城里的大匪帮才不会把目光放在乡下呢，他们正在密谋着给朱全忠来一泡大的！日子都定好了，就在秋收征税那一天。
但山上那些赤眉们可是遭殃了，下山抢个村里，没想到里面的人手里竟然有机枪！子弹像不要钱一样开打，一条弹链都能买我们老大的项上人头啦！
就这样，在朱全忠和地方势力都没有注意到的地方，许多村子都变成了白皮红心，税款照交，但村里的大族全部都被审了一遍，按照当地的政委李文林的说法，就是：
“反动分子已经伏诛，敌人的注意力不在身上，基层组织牢牢掌控农村，在总暴动发生前，这就是最好的潜伏。”
就连刘瑞看完他的报告之后，都大呼挖到宝了！
这可是创立了红二团与红四团的大佬，之前不显山不露水的，现在一回到适合他的环境，立马就显示出自己的才华出来。
这种形式无疑是正确的，即便有着四海商行的接济，弹药补给还是较为通畅的，但李文林手下也只有一个营，火炮备弹极少，根本无法支撑大规模作战，属于无后方作战。
这种情况的作战战损与困难请参考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刘瑞原先还在头疼怎么和他们解释运动游击战与保卫根据地，却又不失地的概念，没想到现在他们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方法。实在是世事难料啊！
事实上，在武装暴动之后，按照李文林的设想，党组织仍要处于秘密状态，地方权力完全由党员与部队控制，但无公开的政权机关和赤卫队；农民协会主持秘密割据区域的政权，而党组织则通过农民协会管理农村一切行政事务，各级农民协会实际上行使红色政权机构的职能。
原时空的实践证明，在赤白对立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组织形式，模糊了苏区和敌占区的红白界限，既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又能保护革命骨干与群众免遭敌人杀害，无疑十分有利于敌强我弱形势下红军和革命力量的生存与发展。
即便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杨林，也对李文林的计划高度赞赏，他准备潜伏到自己掌握住九成左右的农村之后，再去揭开自己的真面目，给地方势力致命一击。
不愧是教员同志都亲口认证的在接近总暴动前“这种形式最好”的“李文林式”割据模式。
但就在部队与补给在朱全忠眼皮子底下分批次运送进农村的时候，郭松龄给刘瑞开了个大眼，他于7月29日正式将自己的指挥部迁到了直隶滦州，并在那里发出了倒戈反奉的电报，要求张雨亭立即下野，惩治主战罪魁杨宇霆，拥戴张汉卿上位主政。
他认为，奉系治下百姓疲惫的原因是历年来战争耗材巨万，致使民穷财尽，钱法日益荒诞，第一次直奉会战是为了保土安民，故不得已而为之。
第二次直奉大战，师出无名，图为争抢地盘，这种兵戎之事，只为少数人谋利益争地盘的行为而空耗国库，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