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整个南京城的里长都被叫过去县衙，吩咐大家要好好干。
此事是陛下亲自下令，同时也是为了减少城中小偷小摸，以及乞丐成群结队堵店铺之类的事情发生。
如此一来，自是受到商户们的高喊，陛下英明之类的。
第一次清理南京城的逸夫就此展开。
王神医摸着胡须，看着自家方向有那么多士卒巡逻，暗道应该不是儿子的缘故吧？
次子有点本事，但也没那么大的本事，能够得到军方的照拂。
他顶多跟曹国公家的小公爷有些共同买卖关系，小公爷又不是掌管军权之人。
特别是许多将军对于京师周遭的士卒，都没有什么调动权。
谁也不敢拥有这个权力。
军权老朱抓的更严格。
王神医对于儿子学习武艺傍身，也是极为支持的。
城外的灰狗第一天就找了两个“好兄弟”，叫他们随自己夜里一同离开。
毕竟有传言要把他们迁徙到北平去吃沙子，着实是让人害怕。
如此远的距离，路上死人太正常了。
灰狗稍微一散播，这些乞丐们就得慌乱。
而且安置他们的人看管的并不是很严格，只要他们不进入城中，就算往外走，都不会被阻拦。
灰狗带着两个人去河里洗澡收拾干净，又叫他们在这等他三天，三天之后带他们去挣钱。
这一次灰狗是回去交差，拿新的假钞，并且要帮两个选定的乞丐办假身份，方能进城。
假身份便是路引。
朱元璋登基为帝没两年，便推出了这一项制度。
路引制度的目的，是打击那些游手好闲、祸害百姓的游民。
公开说辞之外的隐藏目的，也就是老朱的真正目的，则是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消灭百姓的的自由流动。
朱元璋本人就是个流民，更是元末大舞台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深知元朝的灭亡与百姓可以自由流动有着莫大的关系。
严重的流民问题，几乎与有元一代相始终。
在忽必烈没有统一之前，蒙古人控制底下的百姓经常跑路南归，差不多达到三分之一往上。
待到忽必烈统一全国后，仍旧没有解决流民问题。
蒙古人打地盘，是一个合格的战争机器。
但是要让他们治理攻克的地盘，那就是难为人了。
他们的管理只会像放牧一样粗放，等过季节或者想吃肉了，就去羊圈里抓几只宰了。
什么以后不以后的，今天先喝酒吃肉爽了。
至于被宰的羊和活着的羊有没有情绪，他们更是不在乎。
元代流民数量多、持续时间长，大抵是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是元朝政府对人力和物力的压榨强度过大，导致百姓不愿留在土地上做编户齐民。
忽必烈为支持对南宋的战争及应付内部的叛乱，在北方占领区频繁高强度压榨人力物力。
结果许多地方的百姓便拾业而逃，十室空半，跑到大山里隐藏。
第二个原因便是元朝对秦制政权统治术的吸收有限，也不屑学习。
没有建立起可有效控制百姓自由流动的制度体系。
元朝灭南宋后，对江南地区实施了宽松的统治政策。
其地的百姓仅仅上供地税、商税，余皆不用给。
受压榨更深的北方百姓，遂纷纷南下。
忽必烈便曾在诏令里提到，北方的“汉儿”（指原金朝统治地区的百姓）已大批跑到“蛮子田地里去了”（指原南宋的统治区域）。
因为忽必烈政策对南方地区的厚待，这也是元被灭后，江南地区的大户们，无不怀念我大元的缘故，反对朱元璋的统治的原因。
相比于南方，北方的蒙古人也遭不住大元的政策区分对待。
不少“正黄旗”跟着忽必烈入关的蒙古人，都没有南方汉人地主日子的一分潇洒呢。
流民多了，有人稍加鼓噪，底层百姓活不下去了，便容易形成有组织的力量来对抗朝廷。
尽管先行者，多是为新皇所驱，但响应者一起，乱子就会更大。
元末便是这样乱起来的。
朱元璋曾是元末大舞台流民的一分子，自然深知这一点。
故而，在大明建立后，他便立即吸取前代的亡国教训，实施了路引制度来阻断百姓的自由流动。
朱元璋下令在全国各处关隘与交通要道上设立巡检司，专职盘查过往行人，逮捕那些无路引者。
洪武十三年，因巡检司设置过多，朱元璋曾命吏部汰天下巡检司。
凡非要地者悉罢之，于是罢三百五十四司。
吏部一次便能撤销多达三百五十四处非要道之地的巡检司，可想而知当时对百姓自由流动的管控有多严厉。
洪武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