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琦的盐法，存在着与桑弘羊时期同样的缺陷。
于是刘晏在唐代宗宝应元年整顿盐法，将国家专营制改为许可制，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取消了官运和官销两个环节。
盐业的生产环节由有灶籍的盐户私人完成，但在运输和零售方面引进私商的力量，政府只垄断收购和批发两個环节。
这种做法类似于大明的土地出租，官府垄断土地的收储(官收)和拍卖(批发)环节，而将食盐交由商人进行。
刘晏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百姓食盐供应改善，国家盐利骤增，从年收入40万贯增加到600万贯。
在两税法改革之前，唐代财政收入盐利占了一半，宫廷耗费、军事支出以及百官俸禄都严重依赖盐利收入。”
王布犁说这么多，胡惟庸倒是明白过来了。
其实大明的盐利根本就没有获得什么暴利收入。
以至于目前大明税收大头已经是田税。
同样他也在暗示，盐官是非常容易搞钱的。
没有把钱放到国家的国库里反倒是放到了自己家里。
两淮之地的盐官，那是富得流油。
如今大明初期实行的“开中法”就是一种许可制，类似于宋代的入中制，要求商人运粮食(或者军队需用的马匹、铁、茶等)到指定地点(一般是边关)，交换盐引，再凭借盐引去批发食盐，然后去零售。
待到万历万历年间，盐引积压严重，盐商没有积极性。
于是朝廷将盐业制度改成纲盐制，要求盐商从分散经营改为结成“商纲”，规定只有在册的商纲才可以购买盐引并从事食盐的批发零售，而且准许这样的垄断资格可以世袭。
清朝延续此法，造就了扬州盐商。
乾隆时期扬州盐商一年能获利一千五百万两银子，上缴的盐利就足有六百万两。
扬州不仅靠近食盐的重要产地两淮盐场，而且因临近长江、淮河和漕运通道京杭大运河，交通极为便利。
天底下哪有多少人能经得住诱惑，不把银子往自家府库里搬运的？
朱元璋又想起大明后期连盐税都收不上来。
如此暴利的买卖，竟然没有税可收。
这钱都被谁给拿走了？
所以有关盐茶之类的事情，一直都在朱元璋脑子里蹦跶。
闲聊天嘛。
王布犁觉得是，但他发现老朱虽然在打牌，可脑瓜子一直都在想事情。
而且想到哪里说哪里，至今都没有胡上一把牌。
反倒不断的往外放炮。
倒是没有人不敢碰。
“盐利虽然多，但多是用在边境上，以至于朝廷的钱财依旧不够用。”朱元璋叹了口气：
“布犁，你在县衙为衙役们搞了那么多补贴，其实也是在怪朕设计的官员俸禄过低吧。”
江宁县衙役的收入都比一般高级衙门的吏员收入要高上不少。
许多人都眼红的很！
目前而言大明官俸低一个原因是明初物价水平比较低。
朱元璋又出身贫苦，所定薪俸标准在他看来已足够维持良好生活了。
普通官员只要不出去花天酒地，养活家小还是可以的。
但随着大明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物价的上涨，他定下的薪俸水平越到后世显得越低，可作为祖制又不能更改。
另一个原因是，明代以两税为正赋和主体收入，可来自农业经济的两税带来的财政收入水平并不高。
后代皇帝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极大增加了科举名额。
需要大明财政供养或补贴的官员、候补官员甚至官学学生的总人数远超以往朝代。
这样单个官员的薪俸水平，就不得不压得很低。
想要搞成大宋那种小官都有许多官俸，朝廷没那么富。
朱元璋觉得目前这批官员依靠俸禄是能活下去的，而且还能养活家小。
他吸取了宋代财政的教训，更多地倾向于一个原则，即设法降低财政成本。
在明代以前，因为存在着公廨钱、公廨田或职田等提供的利息或地租收入。
官府的公共收支与官员的个人收支混在一起。
所以那时官员挪用甚至盗取公共收入在表面上看不出来，也不认为是贪腐行为。
但在明清时期，公廨钱、公廨田、职田都已经消失。
在制度上官员只有官俸收入，超出官俸的其他收入都可视为贪腐。
你要想获得高俸禄，那就升官，只有好好给咱老朱家干活，才能升官。
但朱元璋想的有些简单，高官的位置总之是少的。
这样的激励手段实在是很难让人提起兴趣，因为不是谁都能跳脚就够得到的。
而且中后期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