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情感上而言，他对于陛下如此秉公处理的冤案，最终会达到这种后果，又十分的不相信。
“驸马你早年间是下过乡的，对于百姓的认知比我这个老头子更加的全面。”
钱唐感慨了一声，方才在大殿内王布犁都没有泼凉水。
他也不会掉过头去进去再给还在让百姓沉冤得雪狂喜的皇帝面前说这种话。
尤其是王布犁的判断还没有实际的例子发生呢。
只是钱唐了解王布犁这种看事看的深远之人，看样子这种事是会发生的。
六部的尚书因为胡惟庸的案子就替换了三个，至于户部更是重灾区，从上到下都被清洗了许多人。
钱唐觉得胡惟庸与王布犁之间的纠葛一点都不浅，可他几年前直接抱病在家，强行斩断了这份官场上的纠葛。
事后钱唐想想，觉得王布犁早就看出来苗头了。
王布犁对钱唐所言比他多了些许对乡间百姓的认知，倒是说对了。
其实朱元璋是禁止官吏下乡的，填充乡间权力的是粮长、里长与遣牌唤民等制度。
王布犁当典史，那也是借着平息盗贼的名义带人出城巡视之类的。
朱元璋政策的目的是防止官吏扰民索贿，避免激化百姓与官府之间的矛盾，从而要聚集起来反对大明。
朱元璋希望以粮长、里长等制度，作为沟通衙门与乡民的缓冲。
衙门有事便压给由富民担任的粮长与里长，再由粮长与里长将负担压给当地百姓。
若是官府发现赋税没有征足、劳役数量不够，也会将惩罚施加在粮长与里长身上，而非直接去压迫百姓。
如此，百姓有怨便会聚焦于同属乡民的粮长与里长，而非官府衙门。
大体而言，洪武时代的粮长与里长的性质，约等于地方政府的“包税人”和“承保人”。
除了粮长与里长，乡村中不被允许存在任何其他权威。
而粮长与里长由乡村富户担任，“皆岁更”，也就是每年一换，又排除了他们在基层培植力量的可能性。
结果便是粮长与里长只有替官府征税征丁、替官府背害民黑锅的义务，而无其他福利，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
“不许官吏下乡”政策的背后存在这样一番“深谋远虑”，朱元璋为何不满足于仅仅用严刑峻法去惩办那些坚持下乡的官吏。
就治理地方而言，基层官员其实是有必要下乡的。
就收取贿赂而言，基层官吏也有下乡的欲望。
但是朱元璋不准他们下乡，还要特意开口子允许“高年有德耆民”（有好名声的老人）率精壮将下乡官吏抓起来绑送京城。
允许百姓在村里抓捕官员，不同于允许百姓冲入衙门抓捕官员，朱元璋不担忧明帝国的统治基础因此崩坏。
因为冲进官府抓人，就容易往造反上走。
朱元璋给地方制约都划了道道。
这也是得益于他少年时期被大元官吏欺压过的痛哭回忆，才定下了这个政策。
由此也就造就了大明对于乡间的掌控根本就没有多少力度。
不得不说，朱元璋的政策是取得了一定的奇效、
如此政策之下，至少有半数的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不去下乡，而是把诸多事情都交给典史去做。
典史自然而然就成了“官老爷”的代表了。
但是随着而来的问题就是税赋与壮丁的汲取发生了困难。
粮长与里长他们是乡民的一分子，本无动力去替官府压榨乡民。
洪武时代官田的赋税很高，征税形同压榨。
官府逼得紧，不压榨乡民，粮长便需自己出血来补足差额，于是只好压榨。
但若压榨过程中造成冲突，粮长又会被扣上“为富不仁”“虐吾良民”之类的帽子，被拿来开刀以安抚民心。
做了粮长，便等于被架到了火上烤，无论怎么翻动怎么腾挪，都只有被烤熟一种结局。
这也是朱元璋削弱富户，补充贫民的一种手段，唤作抑强扶弱。
这种事直到朱元璋死后，粮长才开始被大户把持，并且从中捞取大规模好处，粮长与农户的地位早就攻守互换了。
什么收不齐赋税粮长要自己个掏腰包，老子把你们全家都发卖了，你也得给我把赋税交齐了，就这我作为粮长还得从中搂一笔。
从宣德开始，这個粮长一当就是几十年，子孙相承，数代不更换，粮长的权力越来越大，对上欺瞒官府，对下迫害平民。
直到景泰年间大力裁撤各地的粮长，可疾病以深入肌理，很难根除。
官吏不再被允许下乡，意味着官府施加的压力变小，本就厌恶承担压榨工作的里长与粮长们，自然就要消极怠工。
里长与粮长们消极怠工，官府的赋税与劳役汲取任务完不成，担忧受到惩罚的官吏们就会忧